文化生產 dNetwork

「合作經濟」亞洲播種 如何拿回網絡擁有權——2018 香港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

澳洲的BCCM合作社在大會中分享挪威的微電影廣告「litt ditt coop」

 

在貌似TED的分享會上,演講台上講者說道:「觀看歷史就知道,所有商業模式都已經死了!現在是分享經濟當道的年代。這是一個六百億的產業……」兩個創業的年輕人正苦惱如何說服他們的投資人,想出一個新創商業模式,逛到超市時主角靈光一閃:「如果我們每天都要做的就是『付錢買東西』,那我們能不能邀請所有人一起發展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讓他們買賣自己所需的東西?」

這是由兩日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最後一場座談——來自澳洲的BCCM合作社(Business Council of Co-operatives and Mutuals)及相互保險公司的CEO Melina Morrison,在講談過程中播放的挪威「litt ditt coop」微電影廣告裡的台詞。所有人都愛便利又便宜的Uber和Airbnb,熱愛在Facebook、Instagram分享我們的生活、認同的事物,但你是否想過所謂「分享經濟」是分享誰的經濟,又是誰享受了分享經濟下的成果?

2018年爆發臉書(Facebook)用戶個資外洩醜聞,在馬克‧祖克伯蒼白如外星人臉龐後,我們已經明白在享受免費、快速的科技平台的同時,一舉一動也正在受到資訊監控,但有多少人自此之後跟臉書說了再見?難道這裡沒有一條道路,指引人們在享受科技、網絡、便利的同時,生活與經濟怎麼變得更好、更公平嗎?

草皮前還堆滿著颱風重創香港掃落一地的枝葉,來自世界各地的平台合作主義運動者在此齊聚一堂,在香港中文大學勞動光榮紀念碑前,面對仍炙熱的秋日陽光留下合影。

今年(2018)9月28至29日,「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 , PCC)首次在亞洲(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題為「播種:亞洲的平台合作運動」。平台合作運動始於2015年,紐約新學院(New York New School)文化和媒體副教授Trebor Scholz與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媒體研究客席助理教授兼記者Nathan Schneide共同發起了第一屆平台合作主義大會:「平台合作主義——網絡.所有權.民主」。平台合作主義大會除了在紐約舉辦,也推向柏林、倫敦、布魯塞爾、巴塞隆納、托斯卡納等城市。

根據國際調查顯示,全球有85%的勞工並不覺得投入(engaged in)他們的工作。1作為一個停損點,顧問們教導企業管理者去灌輸員工一個幻象:「感覺他們也有擁有權」。這是大多數人希望在他們經濟生活中經歷的,對員工和消費者也都是2,就像臺灣著名的那句廣告詞:「全家就是你家」,這樣的邏輯被套用在許多企業的宣傳上。

與此同時,互聯網不只幫助了你的工作,也控制你的生活。報導指出2019年可能是號稱「共享經濟」的網路獨角獸Uber與Airbnb上市上櫃的「最後一年」,這兩間網路巨頭:Uber從2009 年創立以來,已經歷過18輪募資,共22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Airbnb則創立於 2008年,總募資額已經達到30億美元。3

在互聯網與智慧型手機的推波助瀾下,零工經濟(gig economy)正在全世界的勞動力崛起,無論好壞,這都是全球化下所產生最新的應變方式。可以被跨國外包的工作,透過「人類雲」(human cloud)來完成,公司在UpworkFreelancerFiverr等平台上提供這些任務,讓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工人都可以「投標」來完成所提供的工作。4

剩下不能被離岸外包的職業,被大型線上平台像是Uber或Airbnb所壟斷,這些平台聲稱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是「共享經濟」,事實上卻是一種隨選服務,平台開發者向使用者收取高額的服務費,借助眾人的力量,幫助這些大型線上平台成為新興全球化公司上市上櫃,同時讓它們規避了支付員工生產工具與基本福利等負擔。

Trebor說,「平台合作主義挪用線上平台的技術核心,並將它放入合作社模型,這種模型使工人、所有者、社群和城市團結協作,並導向政治權力。平台合作社由參與其中、為平台創造價值的人集體所有,並且集體管理;『共享經濟』的企業平台榨取勞動者價值、利用用戶數據為股東牟利尋求投資回報,平台合作主義則強調為勞動者提供更體面的工資、收入保障和福利,以及良好的工作氛圍,且保護勞動者免於欺凌、杜絕過度監視並賦予勞動者有自願下線的權力。」

正因為是「播種」,其實本次的大會中能看到的「亞洲合作平台案例」並不多。在中國,早期有工業、農業、城市信用合作社,工業合作社主要為政府監管,目前能由人民自主發動主要為農業合作社,而中國最後一間城市合作社在2012年轉型為銀行走入歷史。在香港,早期在回歸前受英國統治時期還有一些農民、漁民的合作社,並受合作社條例所控制,在回歸後,這些關於合作社的條例已經極少被使用,大多數合作社的組織者會以成立非營利機構的方式實踐合作精神。5在台灣其實已有總數四千多家的合作社,其中兩千多間是早年由學校機關成立的消費合作社,而現今這些合作社面臨政府管理人力不足、法條陳舊、人力老化等問題。6

此時,要解決「零工經濟」問題、「共享經濟」的弊病,「合作社組織」也處於更新的交會點——「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正在一個重要的時刻。

Michel Bauwen:協作經濟如何可能

大會由P2P基金會的Michel Bauwen開場,其關鍵即探討網絡的本質,在「為人民的科技—如何與為何」的演說中,首先他提及目前主要的趨勢:「科技是中立的,取決於人怎麼用他」,然而他反對這種願景,他認為科技是一種社會技術系統(Sociotechnical systems)從一開始就被鑲嵌於價值和人類興趣。

他將協作經濟歸類為四個象限,目前在各個面向上合作經濟各有應對,藉此思考在合作社領域出現的趨勢,「這樣的分法無關好壞,只是了解你身在何處」。

(製圖:Yulin Huang)

 

第一象限是中心化並利益導向的網絡等級制資本主義(netarchical capitalism),大家熟悉的Facebook、Google、Uber及airbnb即屬於此象限,其價值來自於使用者,但經濟價值卻被平台所掌控,而平台合作社如Fairbnb等就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將交換價值回流至創造價值的社群。

第二象限是分散式資本主義,透過區塊鏈發展的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創造政府與公司系統外自由且平等的交換系統,但掌控於少數人手中,透過分帳式合作社(Ledger coops)的模式,透過如生態狀態協定(ecological state protocols)來再生成對抗網絡(regenerative networks)。

第三象限是在地化彈性,在地化是好事,但僅限於在地化是不夠的。處於轉變狀態的城鎮,可以透過全球在地合作社(Cosmo-local coops),來達成都市共善(Urban commons)的公共項目。

第四象限是全球共有項目,舉例來說,透過協議合作社(Protocal coops),分享共同基礎設施開發的開放式設計儲存庫,包含開源軟體、程式等,節省重複開發造成的資源浪費。

最後Michel Bauwen總結,觀看歷史就能了解每次公民遇到危機時,環境和公民就會被犧牲,如果每個城市都在競爭狀態,就會造成資源浪費,因此當遇到資源危機、氣候變遷等全球性的問題,都在呼籲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社會,這並不是我們喜歡這麼做,而是必須這麼做,學習共有與如何共有是世界公民非常必要如何存活的關鍵。

Trebor Scholz:擁有權!如何拿回網絡

 

紐約新學院文化和媒體系副教授,現居在紐約布魯克林的Trebor,談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他說「每個月會在距離自己所住2小時45分鐘車程的食物合作社做收銀員,自己住在公社,小孩也在托兒所合作社中學習。」對他而言,這樣的生活並不是一種理想主義,而是合作社原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2015年他發起了平台合作主義運動,想解決當前零工經濟的問題,將合作社、商業模式帶到我們的網絡經濟裡。他舉Mondragon這個龐大且強大合作組織為例,這個合作社共有64,000個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最初在1946年由少數幾個人創設的。在美國工人擁有的合作社數量比例非常低,只有3.4百個,在法國則有30萬個,他想知道為何工人合作社的數量這麼少,如果結合網路,是否就能將這個規模擴大,促進社會正義、解決貧窮與分配不均的問題。我們看到一些理想的案例,像是COLAB,使用像是Roomio這樣的線上管理工具,簡化會議組織過程,讓民主共同治理成為可能。

共同設計(co-design)也是發展重點之一,這樣的過程多元包容了過去被放在邊緣的人群,像是殘障或跨性別人士,這是過往像是在矽谷發展平台經濟的洪流中幾乎沒有的,這讓權力分散於程式設計師與使用者之間。有些人或許會問:「平台合作主義怎麼能與在矽谷巨人,或是與那些有質感又方便的服務相比?」他觀察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其實越來越多人投入其中,平台合作主義可以帶來的好處,就像做換心手術,好處包括擴展基層所有權、平等的收入、提高工作質量、幫助合作社規模化、成員多樣化、社區內資金循環、降低稅金的可能性等。

典型的幾種平台合作方式,包含勞工平台合作社、生產者平台合作社、多元服務平台合作社,此外新形態的合作社有數據合作社、國際型的合作社。像是我們的平台合作主義網絡(
platform coop)也是其中一個,現在有250個計畫,並且已經是一個生態系。那麼,實際上有多少工人是在零工經濟的結構裡?現況是超過「每四個人就有一個」的比例在參與零工經濟,不論是主要或額外多做的工作。以零工經濟作為主要工作的,大約「每十人就有一位」,使用線上平台(像是Uber、Lyft、TaskRabbit等)的比例則少於百分之一。

 

全球投入平台合作主義案例

 

Trebor整理了全球投入平台合作主義的案例,首先來自於比利時,現在正積極推動歐盟業務的SMart,在數位經濟時代的零工創新合作,透過SMart,零工可變成合作社的成員來接案子,並約束工作結束內七日需要付款,解決了藝文零工所面臨的兩大問題。Eva.coop在蒙特婁,是以區塊鍊經濟為基礎的共享乘車合作社,串連提供共乘的司機與需要服務的乘客。PCC的全球研究計畫,由google資助的在多倫多人行道實驗室(Sidewalk Labs)的智慧城市數據合作社。共乘合作社還有在美國德州首府奧斯丁的Ride Austin,有五千個成員的COTABO,巴黎的單車快遞CoopCycle,他們將程式碼開源提供需要的人使用。 紐約的三個由女性家務勞工合作社共同組織的平台——Up & Go,收取收入的5%作為平台資金和回到合作社營運,95%工資回到勞動者身上。平台合作社以勞工平台方式營運,不需要像UBER跟AirBnB那樣假裝自己是科技平台。FairBnB 是AirBnB的公平版本,從一個小的社區開始,陸續推展到五個歐盟國家成立,促進讓在地獲利回到社區,而非矽谷。Fairmondo是線上購物合作社,旨在提供除了Amazon這樣的網路購物霸權平台的選擇。Core Staffing Cooperative是退休人員臨時工合作社,用開放的職業教育和共享所有權,以實現其成員的創業,教育和職業目標,同時為其客戶提供經濟實惠的人力。 

 

找到資本主義的另類之道:保持小規模

 

當紐約時報的記者問Trebor:「合作平台佔總體GDP是多少」?他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對的問題,因為平台合作主義中有太多價值並非能以金錢測量。Trebor持續提出更多超越數字計量的案例:Savvy在紐約,是一個病患擁有的合作社,幫助患者與公司分享他們的健康經驗,提供醫療研究。Green Taxi Cooperative是在丹佛的計程車合作社。social.coop是一種合作且透明的社交平台。Campus Credit Cooperative是在奈及利亞的學生平台,可作教科書和校園的交流。Stocksy United | Stock Photography Co-op是一個加拿大的圖庫合作社,現在已達年收入1100萬美元。MIDATA是在澳洲的平台,讓病人有自己病例的擁有權,也可選擇提供公司作醫療研究,利益可以回饋作公共研究。Res()nate是柏林創立,以區塊鏈為基礎的串流音樂平台,像是平等版的spotify。

Image credit: Susie Cagle

籌組合作社 資金從哪來

 

此外,Trebor也提到「資金從哪裡來」?目前也有很多組織能夠提供合作社的資金籌組,包含法國的CoopVenture、美國的Start.coop、澳洲的Co-op Incubator,另外國際組織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LO或PCC網絡下,由國際貿易勞工聯合會的全球計程車合作平台。最後,Trebor認為當前推行此運動時間緊迫,「我們不能再花時間寫個四本白皮書,現在就應該開始著手平台合作主義的推行」,同時他也分享當前平台合作主義正在發展的教學平台計畫(THE PLATFORM CO-OP DEVELOPMENT KIT),旨在讓更多人能夠利用網路就能得到成立合作平台所需的資訊與幫助。

 

There are Alternatives

「不對未來撒謊是不可能的,人們可以隨意撒謊。」(Not to lie about the future is impossible and one can lie about it at will)- Naum Gabo

Trebor曾為文引用韓炳哲的《倦怠社會》一書,他說道:「我們生活在傳說是以自由,實際卻是以成功導向的社會,任何事情都由『是的,我們可以』這樣的號召決定。最初是一種自由的感覺,但很快它伴隨著焦慮、自我剝削和抑鬱」。

舉動畫《瑞克與莫奇》其中一集的角色使命必達先生(Mr. Meeseeks)為例更能簡單理解,使命必達先生的存在只為完成一個簡單的目標,他的口頭禪是「Can do!」,他們只為了完成他人的願望而存在,卻因為無法達成目的而暴走互相殘殺。今日我們有了更快的網絡,更進步的科技,知識的傳播變得更容易了,斜槓青年都能學會連續後空翻,但大多數人仍是使命必達先生(Mr. Meeseeks),只能以完成他人的願望來終結自我。

1995年Richard Barbrook 和 Andy Cameron在《Mute》發表的〈加州意識形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就已經揭示了當年加州矽谷新貴崛起時,高科技意識形態倡導者在掌握了技術,賺入大把鈔票下,否定了社區和社會進步的概念,文章呼籲人們重新討論什麼樣的超媒體適合我們的社會願景,如何創造我們想要使用的互動產品和線上服務,用以實現人們的共益與共善,2018年的今日,合作平台主義在亞洲正萌芽。

 

注釋:

  1. Gallup Report,〈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2017。
  2. Nathan Schneider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The Radical Tradi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y》,2018。
  3. Fortune,〈2019 Could Be a Record-Breaking Year for IPOs, With Valuations Topping $100 Billion〉,http://fortune.com/2018/10/19/tech-companies-ipos-2019/
  4. Financial Times,〈How to manage the gig economy’s growing global jobs market〉,Sarah O’Connor,https://www.ft.com/content/5fe8991e-dc2a-11e8-8f50-cbae5495d92b?fbclid=IwAR11IQzAuqj1V9QibYg9U49Z3sKd4maQNughFK4Cq0MixcNEOO-5DlPArEs
  5. 黃孫權、Trebor Scholz、Thomas Dönnebrink、Ela Kagel、Darren Sharp、Neal Gorenflo、 Maira Sutton等,《讓我們平台合作社吧!》,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 ,2017,P95。
  6. DHL,〈台北拍腦會#2 全記錄:政府永遠就是在進步公民後面〉,http://culturelab.tw/archives/596
相關文章:
香港2018 PCC大會

X